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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读过的私塾
发布日期:2016-10-24

  来源:浙江老年报   作者:徐汉松

  1947年春节过后,父亲送我到隔壁三叔公办的“学堂”里读书。第一天上学,要给孔夫子像和三叔公(先生)叩头,还给同学分送糕点。中午,三叔公留我吃饭,这不仅是先生对本家族小辈的眷顾,而且还含有对学生的一份期盼,比如,这顿饭我必须吃葱、蒜,葱象征聪明,蒜象征善于计算。

  三叔公的私塾,只能给学童启蒙而已。农民子弟读三至五年,能读信、写字和立简单字据,能打打算盘记记小账,就算是“识字人”了,运气好的可找个好饭碗,即使在家种田,也可少受欺骗,至少出门方便。做父母的就图这些,所以都想勒紧裤带送孩子去读点书。

  可那时候,有几个父母能实现这一“奢望”。1947年,三叔公这所方圆二三里范围内仅有的私塾,一共只有十二三名学生,落后的教育与腐败的社会互为因果。

  三叔公的学堂只开识字、珠算、书法三课,以识字为主。识字教材由浅入深,有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唐诗》《论语》《中庸》《大学》等。上课不分年级,实行一对一教学,接受能力强的孩子学得也快。

  私塾也教日常行为和各种规矩,如规定放学前要把字纸统一焚烧在字纸缸里。对不守规矩及背不出书的,常以戒尺相待,学生因而对先生极其害怕,背书时常有急得尿湿裤子的,逃学现象也常发生。

  半年后,三叔公的私塾停办,我失学了。(作者系平湖市乍浦高级中学退休教师)

(  责任编辑:老龄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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